因此，医保领域的政策解读，在兼顾准确的基础上，应尽可能清晰、可读，要多渠道公开、强化到达率。
这样制定的地方立法，往往脱离地方实际，缺少地方特色，不能传承本土法制经验，进而也缺乏可操作性。二是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视野下的民间法研究。
而在此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将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一体建设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容。鉴于民间规范和地方立法分属不同的规范系统，彼此对立，均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根据辩证逻辑的否定统一和自我扬弃规律，无论是民间规范还是地方立法，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保持开放的态度，向外寻找克服自身局限性的资源。民间规范的社群性、传承性和经验性分别能沟通地方立法的地方性、固有性和执行性，又使得二者具备融合发展的可能。[48]Thomas W. Church, Jr., Examining Local Legal Culture, American Bar Foundation Research Journal, Vol.10, No.3, 1985, pp.449-518. [49]O. W. Holmes, Jr. The Common Law ,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81, p.1. [50](美)罗斯科•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82]如果说地方立法对民间规范的吸收是二者在某些方面合二为一的同合发展路径，那么还需要二者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融和发展。
[17]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4、48、69页。尽管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使用的是社会规范概念，但其所列举的社会规范与民间法研究中的民间规范基本是一致的。比如，格利高里教皇发起的教会革命，其目的就是为对抗具有神权政治倾向的神圣罗马帝国，它采取了一种法律革命的形式，即通过对法律和政治领域的严格区分和自主对抗的形式展开。
冷战格局也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国际均衡体系，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形态，而世界体系的阵营划分，北约与华约组织的出现，欧洲共同体、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以及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法律范式。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发展，借助于对宪法概念、宪法规则、宪法原则与宪法权利体系的不断精细化论证过程，宪法学说理论与司法审查实践已建立起丰富的历史成果，在宪法与政治之间，已经再一次树立起森严的闸门。在这三个历史阶段，国家与法律都始终相伴相随，变量则只是君主、革命和人民在立宪国家建构中的位置摆放问题。与此相应，政治也不再是对宪法所进行的规范诠释过程。
霍布斯的新难题——主权与正义的冲突——其实也正是君主理性国家时代（包括革命理性国家时代）面临的基本难题。法律系统已经自成一体，与政治系统形成机制性的分离，并以此作为它自身的功能性逻辑。
由此，国家实际也就被等同于宪法本身，被等同于统一的基础规范。法治与革命的一体两面性，法治和革命经由主权国家的内在制度性整合，第一次被意识形态的左右阵营划分方式撕裂了。其中以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共和国为典型代表。其三，晚近的第三波法律全球化时期的宪法机制，通过国家与跨国司法化机制的同步演进，已经可以通过诉诸各类基本价值、基本原则、基本人权这样一些法律工具，借助于宪法解释技术的精进，通过不断沟通宪法、法律与权利及道德原则，经由不断展开的司法审查机制与宪法解释过程，从而不断拓宽宪法的自我创生空间，以此，容纳各种基本权利扩展的要求，调整政体安排的制度架构，从而获得社会持续演化的动力机制。
其二，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由国家主权者或革命者来建构法律与政治秩序，始终面临一个致命的悖论，即对必然不受拘束的主权提出拘束这样一种吊诡。通过民主选举权的不断扩展，弥合民主动员与阶级冲突之间的裂缝。也就是说，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内/外分野的民族国家宪法体系，具有先天的脆弱性。因为，在那个时期，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都被直接转译为法律问题，关于法律正义的论争所导致的内战，正在破坏和平——法律上的抵抗权正在破坏政治性的和平。
国际正义矛盾的积累，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爆发。只有通过对各法律领域集中性的管控，即通过法律裁判权的统一，才能建立起国家的统一。
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锻造的主权概念，则打破了这一点。在这个历史时期，还产生了一个与民族同样重要且暧昧的概念：即民主。
作为对法国大革命激进民主范式的替代，美国革命为这一历史大周期贡献了宪政模式。法治吸纳革命范式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动力的终结，革命动力通过一种新的方式，被吸纳入一种不局限于民族国家疆域的全球宪法的体系化运动之中。在19世纪初叶的革命理性国家时期，民族概念开始被等同于人民（民主）概念，它们共同以君主理性国家作为其革命和改造对象，民族动员因此以人民（民主）革命的形式得以完成。近代国家诞生与成熟的过程，正是通过革命与法治张力的释放而得以推进，从而通向现代民主立宪国家的理想目标。因为，在进入到宪法理性国家阶段之后，现代的法律系统实际已经可以部分脱离政治主权者的支配自我运转，法律系统的自主运行，已经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者决断。这与西方中世纪之前的法律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在过去，包括古典罗马法传统，包括中世纪阿奎那的自然法传统，都建立在严格区分法律和政治的基础之上。
在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意义上，在现代国家的内部，实际已经无需再安置一个随时干预的主权者。现代宪法理性国家重新恢复了一种中世纪式的信念：即认为宪法的功能就是要把政治运行在法律的框架之中。
实际上，在16世纪时期，在威斯特伐利亚国家体系建立之前，西方还并未产生一个公法概念，没有产生一个统一性的、能够反映当时正在进行的领土权力统一化的国家主权的法概念，而只有诸如支配权、治权、裁判权这些概念。以法律实证主义运动的形式，消弭君主主权意志与人民主权意志的冲突。
宪法机制本身，其天然就具有超逸出民族国家疆界的本能。但其依然面临两大新的挑战：其一，这种革命与法治、正义与和平的宪法解决方案，实际建立在国内与国际法律的二元张力基础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国际性宪政法治的张力结构。
在中世纪时期，必须通过神法、自然法、人法这样的阶序结构来安排法律秩序，在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时期，则需要局限在民族国家的空间范围内，通过例如法治/革命、自由/必然性这一系列的二元辩证法来推动法律体系的再生产。而这一历史进程也说明，即使在近代领土国家最初建立的过程中，法律和政治还是被严加区分的，政治统一化的步伐，必须通过依靠法律裁判权集中化的方式而展开。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治理，实际主要都是围绕裁判权而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启，实际给近代国家宪法运动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推力，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结，则最终推动国家宪法迈向了超国家宪法的历史演化进程。
而在卢曼看来，这种假象实际实现了一项社会功能，即通过它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政治主要是由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与权力计算的逻辑所决定的。但无论是君主、革命抑或法治，在这三个历史时期，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民族国家主权的建构与存续。
通过主权国家宪法化的形式，吸收法治与革命的张力，将革命因素吸纳到主权国家法治的制度化框架之中。在这一历史阶段，宪法演进也主要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管治疆域之内。
一个时代对前一个时代的替代，是依次通过以革命驯服君主、以法治驯服革命的形式完成。马克思对国家概念的激烈批判，则进一步撬动了近代国家与法律概念之间近乎自然化的内在关系，而立宪国家的概念也受到了空前冲击。
在过去，法律主要通过司法裁判权的机制发挥其效能，只在个案性冲突出现时才介入其中。如果说，从1648—1918年，人民（民主）最初驯服了君主，法治随后则驯服了民主，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又以世界革命的形式，最终打破了主权国家范围内法治与革命因素的既有平衡。相反，一方面保持政治和法律系统结构耦合带来的认知开放性，另一方面，通过宪法化来实现法律系统的运作性闭合。实际逻辑并非如此，或者说，宪法理性国家与革命理性国家和君主理性国家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成为了贯彻政治政策目标的主要工具。立宪国家概念的动摇，正是通过冷战阵营不同国家集团各自占有法治与革命的状况出现的。
从1648—1918年，实际要解决的是近代国家面临的核心挑战——即中世纪社会的正义与和平的悖论问题，它在这个历史阶段获得了部分解决。在这之后，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1648—1789年的君主理性国家时代、1789—1848年的革命理性国家时代、1848—191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代。
如果人们开始懂得运用法律的论理技艺，也就可能获得破坏和平的抵抗权。而当代宪法机制，最终证明：只有它才具备跨越国内与国际的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能力，当然，这也悖论性地体现为：只有通过对近代国家宪法模式的扬弃，赋予古典宪法模式以超国家的运行形态，才能最终将宪法机制的内在潜力全部激发出来。
